本文通过对怀海禅师所立《百丈清规》中涉及僧团管理、伽蓝组织等制度的考察，结合宗派内外诸因素，分析《百丈清规》对禅宗寺院建制布局的影响因素，简要地总结《百丈清规》在历代对禅宗寺院建筑的布局形态的影响,，从而构建一种理论模型——即禅寺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汉地禅寺建筑布局的基本特征。

一、汉地新禅观思想之确立

从菩提达摩入华始，“达摩禅”思想开始在汉地上流传繁衍，后世将达摩追为中土初祖，“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观，历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传到到六组慧能时，更加彻底的“中国禅”开始确立。从达摩到慧能，禅宗要义一直在逐渐演化，达摩禅的要旨是“壁观”，以清净本性了悟佛法，强调“渐悟”，慧能则强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这二者共同处在于均重视悟，但慧能把达摩禅的“藉教悟宗”推向“自悟”，即通过修持来觉悟自己的本性，是慧能禅相对于达摩禅的进步。两者的差别在于对“心”的不同理解：达摩禅所讲的心，是真心；慧能禅所言的心，是众生的自心。理解的不同导致修行实践的差异，其区别在于“藉教悟宗”与“教外别传”、“真心体用”与“自心显用”、“渐修顿悟”与“无修顿悟”、“重言说重思辨”与“超越文字直指人心”的不同方面。

这一新禅观的基本思想的确立为中国禅宗寺院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百丈怀海之改革

中唐时期，正当其他教宗热衷于缔造《祇园经图》中所描绘理想佛国境界时，在江西的偏远百丈山，洪州宗马祖道一弟子百丈怀海禅师（公元720-814年）正在悄然进行一场“别立禅居”改革。

据史载：“百丈大智禅师，以禅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来，多居律寺，虽别院，然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度，故常尔介怀。乃曰：‘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注1】

上文描述了怀海别立禅居的缘起。在丛林组织形式上，禅宗当时并未形成独立的伽蓝建置。自道信、弘忍以来，普通禅僧大多无度牒、无寺籍。唐玄宗时，官方安排禅僧居于律寺，将禅师置于戒律控制之下。实际上禅僧多离寺而修，如鸟巢道林在一颗大树结庵，石头希迁则居于寺院外一巨石，即使著名的禅师如神秀，仅寄名于寺院，本人离寺别居。【注2】

究其原因，首先，律寺为代表的传统寺院戒律与禅宗精神相抵触，律者修行基于对佛陀的信仰而安住于守持戒律，依律行住坐卧、不越规度，在持戒中净化烦恼、舍离虚妄从而达到解脱。禅宗则重在强调“无念无相无住”之顿悟，禅者说法标举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通过提起话头，参悟疑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行事往往特立独行，脱略不羁。禅者的重视通过自疑而得慧，传统律宗则为安于守戒而舍疑、一切依律而行，禅宗当然无法恪守成规。

其次，禅宗高举教外别传之说，反对迷执文字教相之举崇拜。虽然初期禅宗仍多容忍佛像的存在，并借念佛来作为一种修炼法门，传到百丈怀海所在的洪州禅系时破除偶像迷信已发展到极致，“诃祖骂佛”，“劈佛取暖”【注3】。不论是律宗还是其他传统宗派，均建立在以佛像或经典崇拜为核心的信仰模式之上，无法容纳禅宗特立独行的精神。从而致使“说法住持，未合规度”。再者，随着禅宗日益兴盛，自不甘心居于其他宗派寺院中，迫切需要适合自身的伽蓝建置。百丈怀海禅师正是基于此制定适合禅宗修行的丛林清规。

《百丈清规》【注1】对禅寺伽蓝之影响

唐代怀海创立禅寺随着朝代变更战乱而毁灭殆尽，迄今遗留下的实物甚至无图像可考，我们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推断大致情形。从现存《百丈清规》的资料和后世僧人追述清规创制的理由，我们得知《百丈清规》的主要目的就是规定禅宗寺院的空间布局以及丛林组织管理制度、日常章则。现依据现存的史料对《百丈清规》所涉及的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法堂、方丈、僧堂，并以法堂为中心，按照不同功能将寺院空间分东西两序。

A、法堂

唐时寺院多以佛殿为中心布局，耗资修建富丽堂皇的大殿，塑造高大庄严的佛像。禅宗反对佛像的崇拜，认为佛像阻碍了对佛法真实层面的启悟。怀海禅师最大的创举便是禅林中不树佛殿，唯建法堂，将法堂抬升到崇高的位置，这是禅宗将外在信仰彻底转变为内在修持的必然结果【注2】，也是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的禅宗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不立佛殿，惟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授，当代为尊也。入门无佛殿，升座有虚堂。即此传心印，当知是法王。”【注3】

禅宗十分重视长老的开示，“说大法之堂”，故名“法堂”。“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坐，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酬，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注4】在法堂中，长老每日“上堂升座”为僧众讲学说法，禅林僧众仔细聆听，依法而住，朝参夕聚。长老僧众互问互答，禅宗的要旨得到举扬激发。怀海禅师只建法堂的创意，突显禅寺依禅林中证悟体验的修学方式，也表示出禅宗在新禅观下对于神性的大胆破除，强调了法堂的中心位置。

图2-1径山寺僧堂平面【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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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百丈清规》原版本宋世散失，现存以下清规：公元1103年宋代宗颐编的《崇宁清规》，公元1266年惟勉编的《成淳清规》，公元1311年元代的东林成公编的《至大清规》。至公元1330年，百丈山德辉禅师汇三归一而成《敕修百丈清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