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这个大家耳熟千年的名词，其实是个引进千年的外来语——梵语Upadhyaya“邬波驮耶”，即剃度师及传戒师。“和尚”一词是汉文的讹译，其实也不是误译，当时说不定是用河南话，或陕西话译的北天竺的什么口音，所以，不可能与后来的罗马音标和普通话发音完全对应。

“和尚”一词最先出现在《晋书》中，如从西域来晋传教的佛图澄，即被称为“大和尚”。所以，这里说是“和尚”航海家，特指的是佛门修行者，因而不用“僧侣”，这一泛指有信仰的修行者。

中国的“和尚”为什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航海家”，这实在是一种找不出汉唐以前的，有名气有记录的有航海记录的，所以，只好把这些坐船的和尚当做航海家了。

唐代阿拉伯商船：“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船中还有一些开元通宝唐代铜线。专家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东晋法显 单程船票的搭船者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山西临汾的和尚法显，召集了十位同伴，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寻求戒律真经。去时走陆路，途经今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印度，穿越尼泊尔南部而抵达恒河下游的佛教中心摩羯提国。归程走海路，搭外国商船，从印度恒河口跨海南航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收集经律两年，再后搭乘外国商船继续东行，于安帝义熙八年（412年）在牢山(今崂山)登陆。与法显同行的10个人，7人半途折回，2人病死异乡，1人留居不归，只有法显一人取得经律，返回晋土。

法显归国后，撰写西行游记《佛国记》，亦称《法显传》。全书近1.4万字，大致可分为五段：前五段皆为陆路取经的过程，第五段，记录了经海路东归的经历。虽然海上部分很少，但它仍是中国传世的第一部海外游记。

此前史书上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记载颇为详细：从印度南渡海狮子国，从狮子国东航至耶婆提，再向东北航行至广州(因风雨偏离航线而至山东崂山)。航行依靠的是“信风”，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法显搭乘的外国商船，可承载200余人及其携带的货物，商船一路贸易，经南亚、东南亚，最后到中国贸易。此行商船除遇大风大浪外，还有海盗的威胁。这些都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关南洋航海贸易的最早记载。

但不论怎样讲，《佛国记》仅是一部“乘船记”，而不是一部“驾船记”，所以，作为搭乘者，法显地位再显赫，也算不上航海家，至多是海上旅行家。

大唐义净 双程船票的搭船者

法显搭船取经的经历，成为后世的榜样。大唐和尚义净，即仰慕法显、玄奘西行求法的高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他从长安结伴西游，在广州得到资助，搭乘波斯商船泛海南下，此时仅剩一个弟子善行相随。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义净到达东印度耽摩梨底国，后随着商队前往中印度，瞻礼各处圣迹，求经。唐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搭商船返回洛阳。

义净写了两本重要的传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部著作用较多的篇幅向人们描述了唐代中印交往的海陆两条交通线，即自西域或吐蕃到印度的陆路和自南洋到印度的海路。可以看出，当时去印度取经的僧侣和商人，绝大多数走海上路线。海路虽经过太平洋、印度洋，路程较长，也难免遭到不测，但由于此时航海技术发展迅速，商船如班轮一样往来，沿途可供停泊的港口、岛屿众多，战乱较少，比陆路安全。所以，从唐代起，海路逐渐取代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和印度、阿拉伯地区交往的主要路线。

义净到印度取经，虽然双程走的都是海路，但都是以乘客身份，买波斯商人的船票，才得以出海，比之法显他只能是更高一级的双程“乘船家”，或海上旅行家。

大唐鉴真 六次出海的偷渡者

现存较完整记录鉴真东渡事迹的是《唐大和尚东征传》，著者项下作“天台沙门思托与真人元开撰”。有学者认为，此书是在鉴真弟子思托三卷本《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基础上加以增补续修而成。故原篇为思托作，日真人元开为续修。

此书最大特点是着重记述了鉴真六次东渡的艰难历程，对鉴真等人经过的城邑、名刹、古寺，沿途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国内及海上的交通情况都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记载翔实细致，远非其他文献可比，它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有关鉴真史料中最翔实的原始文献，也是唐代中日交通关系最早文献。

生于扬州的鉴真（688～763年），14岁出家，天宝元年（742年）应日本僧人之请，拟赴日本讲授律藏和传戒。但第一次东渡，即被一高丽和尚如海向官方诬告勾结海盗，未能成行。后来，几次也被官府追查、拘执、遣返，所以，鉴真东渡几乎就是一部偷渡记。天宝十二年（753年）秋，已双目失明的鉴真第六次东渡，登上遣唐日本大使膝原清河回国之船，于次年二月,到达日本。终于东渡成功的盲僧，无论怎样也算不上航海家，只能算一位杰出的传教者。

俘虏杜环 了不起的漂泊者

杜环是《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出身望族。唐天宝十年（751年）大唐与黑衣大食争夺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东部）战役中，这位襄阳人被阿拉伯人俘获，带到了库法。因为有文化，杜环受到优待。此后，他周游西亚，并随着阿拉伯使团经过埃及、苏丹到埃塞俄比亚。唐宝应元年（762年），杜环搭阿拉伯船由海路返回大唐，他将游历见闻写成《经行记》一书。

《经行记》原书已失传，只有杜佑于《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典》有1500余字保留至今。这点残存文字记载了中亚、西亚乃至非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杜环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到达非洲并记录非洲的中国人。但这些都证明不了他是一位航家海，算上他是搭船返回大唐的经历，也只能算是一位了不起的漂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