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百丈禅师对禅宗的这一巨大贡献，从而使禅僧直接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使禅宗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这里真正使禅宗体制更趋中国化的，对禅宗自身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则是上面所说的普请法的确定。
        普请法是对印度佛教戒律和僧侣日常生活的重大突破和改造，与中国古代封建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相适应。根据普请法，禅院上下凡能参加劳动的都得参加集体劳动，包括开山、垦荒、耕作、种菜、担水等，各尽所能，全面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方式。普请法的提出，以及怀海禅师模范实行这一制度，彻底否定了旧戒规轻视劳动，反对僧人劳动的内容，从而使僧徒劳动变成必要的和光荣的事。禅僧通过自力劳作，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从而开辟了一条农禅结合的道路，使禅宗迎来更大发展。任继愈先生通过对禅宗的长期研究，指出了《百丈清规》在禅宗中国化方面的地位。他说：“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和产方式各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百丈清规》中规定的禅居是建立在无私有财产、共同劳动、平均消费的基础,具有社会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百丈怀海禅师通过禅门清规，从组织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保证了洪州禅的发展和繁荣。如果说道一从思想方面开辟了禅学新时代，那么怀海禅师则从实行方面保证了禅学的发展。